沧源，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绿荫蔽日的地方。后来，由于受当地“刀耕火种、毁林开荒”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特别是1958年蔓延全国各地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生产运动，使沧源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1970年雨季全县境内连降暴雨，造成勐董河、拉勐河等洪水暴涨成灾，洪水淹没了勐董、勐来、勐省等坝子，粮食颗粒无收。原云南省长和志强视察沧源时，曾经叮嘱沧源的领导同志：“要加强生态建设，不要把‘刀耕火种、毁林开荒’带入二十一世纪”。当时，全县各山头，特别勐省、团结一带光秃秃的。当时流传了一句话说：团结山上跑只老鼠远远就可以看到。

1971年9月我有幸到山西参加农业学大寨，看到了“青山绿油油，梯田满山坡”，想想我们光秃秃的佤山，心里无比难过。当时领导说了一句让我感触很深的话：“梯地是粮仓、山上是银行、森林是财富。”回到沧源后，我下定决心要带着全县人民一起植树造林，发展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加强植树造林政策宣传教育，使原来的“砍树人”逐步变成了“种树人”。1978年11月，分设农林水行政主管部门，林业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82年12月完成林业“三定”工作，划出林业用地1734060亩，占全县总面积的44.67%。1983年9月完成全县林业“两山一地”划分工作，划出林业用地1989233亩，占全县总面积的54.29%。1984年4月成立林业公安，不断加强林业执法工作。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大力发展茶叶、橡胶、核桃、坚果等经济林木，人工造林保存率得到有效提高，到了199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4%。

还记得那些年，我时任县委副书记，深入到各个区乡去宣传上级的民族团结和绿化祖国政策，那时全县有757个自然村，我几乎全都走到了。一年365天中，我有200天以上都是在区乡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上级政策和指示宣传到群众中，把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告诉群众，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植树造林，国家每亩给予30元/亩的退耕还林补助，在团结公社一带还实行“自采种，自造林”“谁造谁有”政策，调动了佤族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一次我去团结公社驻扎了三个月，带着群众一起种树。每个人身背一个挎包，肩扛一把锄头，包里装的是云南松的种子，挖一个坑放一两棵种子，边挖边种。种植的树种从一开始的云南松、造油桐、核桃、果松护山树，到后来的梨树、李子树、桃子、茶叶等经济林。县里提供的种子不够，我们就发动群众去山里捡原生树苗的或自己育苗、嫁接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植树积极性，当时我还带着县电影放映队，直接到山上的种植现场给群众放《白毛女》《英雄儿女》等红色电影，那时候得看电影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利用放映前的一点时间，给大家宣传政策、鼓舞加劲，效果十分好。

“领导说的好，不如做的好”，那时候的群众觉悟高，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很支持、很听话，只要领导背起包包、扛起锄头带头干，群众就会跟在后面一起走、一起干。还记得班驮大队支部书记田门色、东米大队支部书记扎罗、东米大队文书扎哥等都是执行造林政策积极性比较高的，我们经常一起带着群众上山植树。当然，在造林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一是由于技术和管理问题，一开始种植的出苗率只有20%，那时部分群众有些泄气，说：“团结这个地方，屙屎不生蛆，恐怕种不出树来。”二是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的人也说：“青年人种不得树，谁种树，树长过人高就会把他欺死。”三是习惯了刀耕火种落后生产方式的人说，不砍树庄稼不会出、不会长。但是，再多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做思想工作，不放弃带头种植，最终事实会证明一切，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我下乡工作时为不给群众增加负担，都坚持自己交伙食费，无论是在区乡里还是在群众家，每天都交半斤粮票4角钱，如果得吃肉或者群众杀鸡，又加些钱。那时候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有什么就吃什么，粮食、蔬菜、肉类都不充足，只有萝卜比较多，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吃萝卜，当时就流传着“干部干部吃萝卜”的说法。

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73.34%。如今的沧源，城在林中，林在城中，人在景中，处处花团锦簇，洋溢着建设美丽佤山的无限生机。我们更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抓好生态文明建设，让我们沧源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