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她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在阿佤山中心区，一直只能靠刻木结绳记事；在阿佤山边缘区，在一些兼通汉语或傣语的村寨，则或采用汉文或傣文。20世纪三十年代，一些进入阿佤山区的外国传教士，为了便于他们在佤族地区“传教”，曾用拉丁字母设计了一套用来拼写佤语的文字，佤族群众管它叫“赖撒拉”，意即“传教士文字”。这套文字不很科学，未被佤族人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应佤族人民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佤语组，经过对我国佤语所作的深入调查研究，设计了一套新的佤文方案。这套佤文方案于1957年3月在有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通过后，报请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试验推行，经过三十多年的应用验证，现已成为我国佤族通用的一种文字。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宣告“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为此，中央民族学院于1951年就开始着手培养民族语言干部。1952年，该院语文系破天荒开设了国内16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专业。它除了参加我国高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一招生外，还从北京大学等有关院校抽调了一批学生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佤语专业即是其中之一。

佤语专业当时有10位同学，即：黄同元、陈相木、邱锷锋、聂锡珍、周植志、李道勇、余静儿、颜其香、罗之基、王敬骝。他们都是汉族。十人中，除了罗之基毕业后去读民族学研究生，后来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邱、聂后来在云南民族学院教汉语文，其余几位可说一生基本或主要都是搞佤语文工作的了。为了帮助这些汉族学生学佤语，中央民族学院还从云南边疆抽调了4位佤族来当教员和辅导员。他们是：陈学明、李培江、魏自珍、胡忠田。他们之中，除了李培江同志读过高中外，其余几位都只有初中以下汉文程度，年纪跟我们也都差不多。

创制一种民族文字，或者说，为一种民族语言设计一种科学的文字方案，对于非本民族的人来说，自然首先得了解和掌握这种民族语言。在我们开始学习佤语的时候，困难是很多的。因为，我国过去对佤语并无研究，佤语是什么样子的，我国语言学界并不了解。外国人说佤语属于南亚语系，我们也就跟着说佤语属于南亚语系。南亚语系的语言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说佤语属于南亚语系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当时我国语言学界的前辈学者，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我们自然也就只好暂且“莫思莫问”了。帮助我们学习佤语的4位佤族同志，虽然都会佤语，但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四位中只有一位原来会点撒拉文，他们对自己的语言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认识。当时，我们是用撒拉文来学的佤语。由于撒拉文本身不是一种科学、完善的文字，它本来就不能正确地记写佤语，佤语中许多不同的音位它都无法辨别，所以，我们学了两年佤语，对于佤语的语音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还是弄不清楚；所学的一些佤语简单日常用语，发音也很不准。直到1954年春，我们去阿佤山实习，和佤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凭着我们在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我们这才基本学会了佤语，并且对佤语的语音结构以及其它有关方面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不能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中央民族学院所受到的这方面教育的情况：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最先接触到的语言学界前辈是丁声树先生和李荣先生。他们当时在作汉语方言调查，他们以我为发音合作人，调查我的家乡浙江黄岩话，这也可以说是我最早接受到的语言调查训练。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语言研究文章《黄岩话捡拾》，就是以他们整理的音系写成的。以后，马学良先生给我们上过一学期语音学，高名凯先生给我们上过一年普通语言学，袁家骅先生给我们上过一学期方言调查，吕叔湘先生也给我们上过课。1954年，傅懋勣先生等首次在昆明对佤语进行调查，虽然他们的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是，我们对于佤语的最早的一些科学认识，应该说是来自傅先生的。我们实习回校后还上过汉语语法和古汉语的课。1956年初，中央民族学院请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罗常培先生主持，开办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马学良、傅懋勣、罗季光、陈士林、喻士长、王辅世、王均、金鹏等先生都参加讲课。在训练班结束时，我和陈相木同志的毕业论文就是整理缅语的音位系统。前辈语言学家对我们的辛勤教育和培养，是我们以后从事语言教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为佤族设计文字方案的前提和基础。

与此同时，1955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云南昆明专门召开了关于佤族文字问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当时任云南省边委办公室主任的马曜先生主持，参加人员除了有关领导和专家外，还有当时西盟县教育科长马哈英和沧源的胡忠良、肖老三等佤族干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为佤族人民解决文字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说，这是创造佤文准备工作中的又一重要方面。

一、佤文的创制

1956年夏，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结束后，我们也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了。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全国各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来云南的是第三工作队，队长是罗季光先生。我们佤语组共有8人，即黄同元、陈相木、邱锷锋、周植志、李道勇、余静儿、颜其香、王敬骝。聂锡珍留在队部当秘书。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普查佤语，为佤族创制文字。

经过艰苦、深入的实地调查——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语言点我们都调查了，有许多地方是在县公安队和驻军的护送下进去的；我们于1957年初写出了《卡瓦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且设计出了《卡瓦文字方案（草案）》。

佤文方案（草案）规定，佤文“以布饶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岩帅语音为标准音”。这样的选择自然不是随意作出的。早在1954年我们去阿佤山实习时，我们的实习地点为什么选在沧源岩帅，而没有选在我们佤语口语教员的家乡澜沧文东，这里头实际上就已有初步选择的意味。经过在岩帅贺南八个月的实习，又经过对我国佤语所作的普查，我们不但对我国佤语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境外佤语的情况也已略有所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佤文应以佤语布饶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沧源岩帅话的语音为标准音，这自然应该说是比较慎密考虑的结果。因为，据调查，当时布饶方言区的人口约占我国佤族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外，有不少地方的佤语也是属于这一方言区的，此方言的代表性大。而沧源岩帅，更是近百年来我国佤族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贸易中心，岩帅人在佤族地区到处流动，其他地方的佤族也到岩帅来，佤族群众普遍反映岩帅话“好听”，各地佤族都能听懂。我们对于佤文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这一选择，得到了广大佤族干部群众的赞同和认可，以后也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个选择是切合我国佤语的实际的。

佤语的语音系统是比较复杂的。撒拉文之所以没有为佤族所接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创制这种文字的外国传教士，对佤语的语音系统分析不精，因而表音不准确。我们要为佤语设计文字方案，自然，首先得对这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有一个精确的分析和了解。

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如前所述，我国过去对佤语并无研究，1954年，傅懋勣先生在昆明第一次对佤语进行调查，这才开辟了我国对佤语研究的新路，但是，由于他的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他也没有直接给我们作过介绍，因此，我们对佤语语音结构最早的一些科学认识，如松、紧在佤语中有别义作用等等，尽管来自傅先生，但是，对整个佤语语音系统的科学认识，应该说，更多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去探索。众所周知，声、韵分析法是我国传统语言学针对汉语特点提出来的一种语音分析法，声母、韵母这些个名词也是我国传统语言学所特有的。过去一般认为佤语属于南亚语系，因此对于它的语音系统，不但国外无人采取这种分析法，国内前辈也无人想到要采取这种分析法。那么，我们又是怎样想到的呢？

我最早接受的语言调查训练，是丁声树、李荣先生对我本人的母语，我的汉语家乡话的调查。那次调查对我的印象很深，调查结束后，李先生送给我一本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我把他们归纳出来的我的家乡话的声、韵系统按页记在这本手册上，以后时时揣摩，这不但使我写出了我在学生时代写出的第一篇语言研究文章，而且也给我以后的语言调查以很大的帮助，这也许可以说是汉语的声、韵分析法给我留下的“第一性印象”吧。

以后，我在学习佤语的过程中，得知佤语中有许多傣语“借词”，又自学了傣语，而在毕业前夕又调查整理了缅语音位系统。虽然当时我接触的语言很有限，但是，它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来自学习这些语言实践的颇为深刻的印象：佤语和这些语言的语音结构是颇为相似的！我们对于佤语的语音结构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像对待这些语言一样的声、韵分析法呢？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佤语的声母、韵母列成两张表，拿给罗季光先生看，并向他陈述了自己对于分析佤语语音系统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罗先生看了后，觉得这样做倒也明了、方便，便说：那就按这样先搞着吧。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附在《卡瓦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以及《卡瓦文字方案（草案）》中的佤语声母表和韵母表。

对于佤语语音系统采取的这种分析法，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颇为大胆的“创新”，为了给我们的这种“创新”留点以后商讨的余地，我们在《卡瓦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所附的韵母表下面还特意加了一个附注：我们采取这种方法，较为方便。

对于佤语语音系统采取的这种分析法，引起了罗季光先生对佤语语音研究的极大兴趣，1957年3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结束后，他便跟我们佤语组一起去到沧源岩帅，亲自对我们所作的佤语语音系统分析结果作进一步的实地调查核对，并且写成了《佤语岩帅话的音位系统》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我们的这种处理方法作了肯定。三十多年佤文试验推行的实践证明了当时我们分析和归纳的佤语语音系统，基本上是符合这个语言的语音实际的。我认为，我们对佤语语音系统的分析精确得当，是我们设计的佤文方案之所以能为佤族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就曾给我们上过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方面的课，我们来云南后，他又几次跟傅懋勣先生一起来云南，对云南的民族语文工作进行指导。所以，苏联顾问的意见对于当时我们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工作是颇有影响的。记得我们大学毕业前夕，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在开展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讨论，我给《拼音》月刊写了一篇题为《汉语拼音方案应该采用斯拉夫字母》的文章，从中就可看到当时苏联顾问的意见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开始为佤语设计文字方案时，尽管当时我国新创制的民族文字应该采用拉丁字母的倾向性意见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但苏联顾问在字母设计方面的一些说法，诸如字母设计应该尽量作到“一音一母、一母一音”、避免用几个字母表示一个音，以致把一个音节拼写得很长等等，对我们的影响仍是存在的。为了尽量避免用双字母或三字母表示一个音，当时新创制的壮文就在大体采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夹用了不少俄文字母、国际音标和其他新创字母或符号。佤文的情况也是如此。从本书前面所录的《卡瓦文字方案（草案）》中，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是在拉丁字母之外增加了4个俄文字母和国际音标，并以俄文字母中的软音符号来表示佤语中的紧音。

二、佤文方案的修订

1957年设计的佤文方案（草案）经批准试验推行后，有过两次较大的修订，一次是1958年国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文字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规定公布之后，一次是1964年在佤文试验推行的实践过程中。

（一）一九五八年的修订

国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规定颁布后，当时我在昆明，而佤语组的多数同志则在沧源县举办佤文师资训练班，我根据上述“五项原则”的规定，对佤文方案（草案）中的字母安排提出了修订意见，寄去沧源。

后来，我又回到沧源去了，颜其香、李道勇等同志在昆明。大概是1958年8月，我获知佤文方案的字母设计和安排已经改过了。

这个佤文字母的改订意见，没见有书面的材料——不要说正式的文件，连油印或手写的书面材料我也没有见到过。我只是听组里的同志说，就这么改了，领导也同意了，如此云云。

我对于这个字母的改订方案，并不是很满意的。但是，我认为，在一种民族文字方案中，最主要是对语音系统的分析是否精确得当，至于用什么字母表示什么音，那是次要的。只要字母能把那些有区别的音都能表示出来，只要这种文字能正确表示它所代表的语言，那么，这种文字就应该算是可以的了。而且，这个字母的改订方案，组里说已经领导批准，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吭气了。

除了字母安排的改动之外，当时还有一项跟文字方案有关的改动，这就是音译新词术语的写法问题。原方案（草案）第十一条规定：“从汉语、傣语等借来的新词也要服从标准音系统”。但当时，似乎是我省所有新创拉丁字母形式的民族文字都提出音译现代汉语借词一律照汉拼写法写的意见，佤文自然也无例外的这么做了。这个改动的时间似乎是在方案中的字母安排改动了以后，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组里的同志告诉我有关佤文方案中字母安排的改动意见时，也就没有提到方案中需要增加前面所说由于音译汉语新词术语而需增加的那些汉拼字母。

（二）一九六四年的修订

1959年底，我从沧源县岩帅区办佤文师资训练班回到昆明，莫名其妙地被卷进了批判彭德怀将军的“反右倾”运动，以后便是下放劳动接下放劳动。1962年底，我要求去沧源，这样才又回到了我的专业工作岗位。

开始，我是在县委党校，参加组织乡、社干部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接着参加组织庆祝沧源佤族自治县成立的文艺演出活动。1964年5月调到县文教科。当时县文教科只有3个人，科长是南下大军，经常被抽去搞中心工作，科里实际上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那位同志是科里的“内当家”，我则是科里的“外当家”。

我到县文教科后，科里风风火火办了的几件事是：

1．根据上级有关“多种形式办学”的指示精神，在全县有20户以上的村寨办起了耕读小学，还办起了1所工读中学，1所农业中学；

2．集中全县民族教师（包括民办的）学习佤文；

3．组织编写佤文小学课本、扫盲课本以及佤文注音注义汉文识字课本；

4．在该县的岩帅区安海小学、糯良区南撒小学进行佤文进学校的试点。

有关佤文方案（草案）的又一次修订，就是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大力试验推行佤文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进行的。

1957年佤语组在沧源县城举办的第一批佤文师资训练班，以及当时由他们编写、并于195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佤文扫盲课本》，就是只教辅音、元音，不教声母、韵母；当时他们教的拼音法，也是沿袭撒拉文的所谓“音素拼音法”。除此，198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周植志、颜其香编著的《佤语简志》，其中对佤语语音的分析，也是只讲辅音、元音，不讲声母、韵母的，这似乎也可说明他们对我们采取声、韵分析法所持的保留态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分析法得到了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队长的罗季光先生的首肯，按照这种分析法处理的佤语声母、韵母也已写入了佤文方案（草案），这却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的事实。但在佤文教学实践中，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这样的处理至少是不实用的。

佤文方案（草案）制订出来后，罗季光先生领着我们全组去沧源。在岩帅，罗先生和我们一起对我们原来分析和归纳的佤语音位系统进行了核对，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修正的问题，他便领着我和李道勇、余静儿同志回昆了，组里其他同志则去沧源举办第一批佤文师资训练班，所以，这次训练班我没有参加。1958年，沧源县为了接应当时呼啸而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决定用佤文培养全县急需的农业生产社合作社会计——因为，沧源农村过去根本没有什么识字人，用汉文短期内是培养不出会计的；全县一下要培训500多名会计，佤语组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但我去训练班工作时，已是后期，主要不是教佤文，而是教会计业务了。我真正第一次从头到尾教佤文是1959年，那次是我一个人下去岩帅，从五月待到年底，又办佤文师资训练班，又搞扫盲。当时，我是正正规规按佤文方案（草案）编写教材，并且认认真真教了全部佤文声母、韵母的。在佤文师资训练班结束后，我还留下几名学得较好的学员，让他们一边帮我搞扫盲，一边帮我收集佤语材料。在收集佤语材料的工作中，有一项工作量颇大的工作便是：让他们按佤语声、韵配合表的要求，逐一拼出音节，并对有意义的音节，用佤文注上它的意思；一个音节有几个义项，就注几项。这实际上也就是编纂佤语词典的准备工作。所以，应该说我在岩帅佤文师资训练班的那段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扫盲便感到不很理想。主要的问题是，佤语的声、韵母太多（按方案教，声母有51个，韵母有287个），训练班有时间保证，自然可以全部教完；但农村扫盲，大都是晚上时间，一个晚上教不了几个字母，这么多的声、韵母要教多少时间？这样，就逼着我思考：要怎么教才好？

早在1957年罗季光先生跟我们去岩帅，亲自对我们整理的佤语音位系统进行核对后，就已指出：松、紧贯穿于整个音节，但以元音上表现得最明显。我认为，佤语的松紧跟汉语的声调是同一类的问题，汉语的声调可以从一个一个的音节中抽象出来，佤语的松、紧为什么不可以也从一个一个的音节中抽象出来呢？

因此，1964年当我们为了推行佤文，请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佤文声、韵母表时，我便根据自己在佤文教学实践中得到的一些认识，把松、紧从韵母中分离出来，单列一项——在韵母表下面加了一行注：松音在韵母的第一个字母上加松音符号“¬”。这样，韵母就少了一半。

1958年的佤文修订方案实际上还包括一项内容，即音译的现代汉语借词一律照汉拼的写法写，当时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佤文书也都是这么办的。但我在佤文教学实践中，不久就发现这样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的这些想法，自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当时和我一起搞佤文推行工作的同志也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拿编课本来说，当时一起参加这个工作的有汉族同志，也有佤族同志，但没有一个是北京人，或者说，没有一个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我的家乡汉话就是zh、ch、sh也读作z、c、s的，尽管我拿到汉拼可以念出这些音，但是碰到有这些音的汉字，我就只能翻字典才能知道哪些该用zh、ch、sh，哪些该用z、c、s。其他同志跟我也差不多。如果碰到音译汉字，都要翻字典，一本佤文课本要编到什么时候呢？当时参加我们编写并负责出版这些佤文课本、读物的云南民族出版社编辑黄同元同志是我的老学长，他很尊重我的意见，觉得该这么办就这么办了。但是，由于当时佤族群众口语中已有zi、ci之类的音，所以在声母表上还是加上了z、c这两个专拼汉语借词的字母。

原方案（草案）规定，佤文词儿要连写，其中包括复音词、复合词、借词、四个音节以上的多音词等等，规则订得很细。原先觉得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就不成其为文字方案似的，但到实践中一检验，便感到这些规定是不切实际的。佤文是拼音文字，而佤语的音位系统又比较复杂，一个辅音或元音音位就有用两个甚至三个拉丁字母表示的，一个音节一般有五六个字母，长的可达八个字母，连写起来更是一大串，很不好看。原方案（草案）划分音节的办法很繁琐，不要说一般佤族群众掌握不了，就是叫我自己看，都会感到发懵呢！我想到为什么佤文不能像汉字一样，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分写呢？我和老学长黄同元一商量，他也觉得按音节分写好。这样，这一条我们也就这么改了。

原方案（草案）对大写字母的用法规定得也很具体，其中的有些内容，诸如什么是名词、专有名词等也不是一般佤族群众所能理解的。而且由于当时我对大写字母的用法不要求，当时沧源佤族写的佤文，一般也就只用小写字母，不大用大写字母。正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把它贯彻到佤文出版物中去，是在1980年我们受沧源佤族自治县文教局委托编写的《佤文读本》中。

而今天，我之所以不惜余生有限光阴，把有关佤文的情况写出来，也就是因为：在当年佤语组的同志中，我可以说是唯一“全程陪同”佤文走了四十年的人了，不但从头参加了佤文的创制、修订，而且还参加了试验推行佤文的几乎全部有关工作：扫盲、办师资训练班、编教材、教小学、教大学、带研究生……现在，我们佤语组的其他同志全已退休了。在此我们原佤语组的同志都要退出佤文工作之时，把我们做过的这些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无非是对这项工作有个交代罢了。是非得失，让后来的人去评说吧。

（本文节选自1994年5月4日创作的《关于佤文》）